以色列一直是美国忠实的追随者，而当我国与美国交恶时，以色列却很少跟随美国一起对中国落井下石，除了少数几次外，以色列和中国关系似乎一直不错，原因在哪里？下文内容似乎能告诉我们答案。
当二战时期希特勒大肆杀戮犹太人时，中国上海却对这些犹太难民敞开大门，成为当时犹太人在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避难所。
费德勒一家在位于上海山东路的住所前留影。（图片来源：美国大屠杀纪念馆）
二战时期，希特勒对犹太人种族屠杀的*策愈演愈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对犹太人避之唯恐不及，不允许进入本国避难。而鲜为人知的是，当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不允许犹太人进入边境、港口，对他们关上了大门甚至窗户，不对他们发放签证时，中国上海，这个当时已经充斥着战乱和贫穷的城市，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愿意向犹太人发放签证的城市，甚至有些犹太人不需要签证就可以进入上海。在当时，能否去上海，对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意味着生或死的区别。
想要理解上海对于当时犹太人的重要意义，首先要澄清一个错误却广为人知的观念——纳粹在欧洲屠杀犹太人时是不允许他们离开所在国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亨利·温卡特是大屠杀纪录片《克劳斯夫妇和50个孩子》中的一名幸存者，他澄清了这个错误的观念：很多人并不知道，在大屠杀的初期犹太人是可以离开所在国家和欧洲的，任何犹太人都可以离开。但问题是，没有国家愿意接纳我们。
左：犹太人哈依姆·沃尔夫的中国通行证。右上：一张离开上海犹太区的许可证。右下：犹太人聚集区的一张指示标牌。（图片来源：美国大屠杀纪念馆）
事实上，直到年由于战争通往上海的移民通道全部关闭，纳粹宣布德国境内的所有犹太人都不得离开前，在欧洲其他占领区中的犹太人不仅可以离开，而且还受到恐吓武力的胁迫而必须离开。尽管离开并不容易，但纳粹想在欧洲实施排斥犹太人或对犹太人进行清洗的计划从而降低欧洲犹太人口，确实是允许犹太人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离开的。
“想要离开的犹太人需要得到*府当局包括盖世太保发放的多个许可证。”史蒂夫·霍赫施塔特在一封电子邮件中提到。霍赫施塔特是伊利诺伊大学退休的历史学荣誉教授，《上海版的出埃及记》的作者。“其中一个文件叫做Unbedenklichkeitsbescheinigung，上面注明‘此人无罪’，证明这个人已经没有任何问题，比如没有欠税。犹太人需要提供向当地*府注册自己贵重物品的证明，这样纳粹*府就可以把他们的财产没收。”
虽然很难获得，但是只要拿到这些许可，再加上准备移居国家所发放的签证，就可以很快离开欧洲。令人惊讶的是，即便对于那些已经抓到集中营的犹太人来说，只要能够提供这些许可，并保证被释放后马上离开德国，那么这扇大门依然会为他敞开。
左：犹太难民哈里·费德勒和海姆·雷特站在上海街头售卖土豆的摊位旁边。右：一名犹太难民在上海山东路拍照留影。（图片来源：美国大屠杀纪念馆）
当然，仅仅走出这扇大门还远远不够，他们还有很多难关要闯，而对于大多数犹太人来说，这些才是他们最大的障碍。大多数国家在当时所施行的犹太人*策使他们几乎不可能进入到这些国家避难（比如瑞士，要求德国籍犹太人的护照上必须盖有允许通行且带有侮辱意味的红色“J”印章才会接受避难申请），有的会设置苛刻的条件限制犹太人入境，有的则直接不给犹太人发放签证。
上海，当时已经有几千犹太移民居住在这里，有的是从19世纪中期就开始在这里做生意，有的则是躲避俄国的十月革命。犹太人进入上海不仅不需要签证，对于正在寻求避难的难民也能很快发放进入许可。很多时候，新来的犹太难民甚至不需要出示护照便可入境。直到年才对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施加一定限制，但即便是这些限制*策也不是中国*府制定的，而是由当时控制上海的外国势力所制定的。这些外国势力主要是上海租界中的西方国家和入侵中国的日本*队，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遏制犹太人的涌入，规定只有那些护照上盖有红色“J”印章的犹太人才能优先入境。
左：上海犹太人的童子*臂章。右：上海犹太人童子*在观看灌溉农田。（图片来源：美国大屠杀纪念馆）
位于上海虹口区犹太人纪念馆中的一块犹太难民捐赠的匾额上很好的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当时在维也纳没有领事馆或大使馆愿意给我们发放签证，但我们一直坚持寻找能接纳我们的国家，幸运的是，我们最终找到了中国领事馆，在忐忑的等待中，我接到了中国发放给我和我家人的签证。凭借这张签证，我们在比安科玛诺获得了一家意大利航运公司提供的轮船舱位，在年12月初从意大利出发，历时一个月左右，最终到达中国上海。——伊瑞可·戈登斯堡，上海犹太难民
因此，在没有太多选择的情况下，为了躲避纳粹的疯狂迫害，几千犹太人和非犹太的少数族裔乘坐轮船从德国和欧洲中东部离开，到达了中国上海并聚居在虹口区附近。由于离开欧洲时这些难民的财产已经被纳粹全部没收，来到中国时他们已身无分文，因此他们选择居住在远比其他城区落后的虹口区居住，因为这里生活成本相对较低。
“霍斯巴特帽子店”的广告，霍斯巴特是一名犹太人，在上海经营着一家制作男士帽子和饰品的商店。（图片来源：美国大屠杀纪念馆）
在希特勒对犹太人镇压的初期，进入上海的犹太人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却从未间断，直到“水晶之夜”事件（代表着纳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开端）发生，上海流入的犹太避难者人数开始猛增，从几千人迅速攀升到两万人。在两天之内，犹太人在德国、奥地利以及后来被称为苏台德区（一个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德国人聚居区）的财产被大肆劫掠，犹太人的房屋被摧毁，大量犹太男性被逮捕并送往集中营，此次突发事件导致犹太移民数量激增。“……一直到年8月，上海的国外势力开始限制犹太人入境，进入上海的犹太移民才开始减少。”霍赫施塔特写道。
20世纪初的上海是一个极具活力并富有挑战性的城市，吸引着很多冒险者和野心家。商店、剧院、教育、音乐、出版、建筑甚至电影业都蓬勃发展，但是如《上海》一书的作者哈里特·萨金特写到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破坏了上海的繁荣景象。在年到年之间，日本人将上海在过去几十年所取得的成就一点点破坏，在年终于侵占上海之后，他们发现这个过去的繁荣之都已经不复存在，“二三十年代的老上海”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犹太人在上海一个花园中的社交场景。（图片来源：美国大屠杀纪念馆）
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展开，上海开始饱受战争的蹂躏。犹太难民厄休拉·培根在她出版的《上海日记：一个女孩从希特勒魔爪中逃离到中国的故事》一书中描绘了她初到上海时所看到的情景：“街上腐烂果皮和剩菜、动物的骨头、猫狗以及老鼠甚至婴儿的尸体经常可见，在烈日的炙烤和潮湿空气的蒸腾下构成了一副萧索、凄然的画面。”
然而，尽管大多数上海人生活困难，他们依然欢迎他们的新邻居，并且愿意和这些新邻居分享本已十分贫乏的资源，包括住房、医疗等，或者只是简单的示以友好。逐渐地，犹太难民在这些帮助下开始在新的国家拥有了自己的生活。没过多久，善于经营的犹太人就把生意做的红红火火，当时的虹口区甚至被称为“小维也纳”。和他们的中国邻居一样，他们也在艰难的环境中努力求生，他们经营着报馆、教堂、零售商店、餐馆、学校、公墓、公会、社交俱乐部，甚至还举办选美比赛。他们行医治病、医院、结婚生子，并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为儿童举行成人礼。他们学着用烧煤的炉子做饭，学着和卖菜的摊贩讨价还价。
一位虹口区的居民回忆起这段时光时依然津津乐道。后来以代表作“迷幻”闻名于世的艺术家彼得·马克思当时和父母逃离柏林后来到上海，和大多数来到上海的犹太人一样，马克思的父亲也经营着一家商店，主要销售西装。马克思回忆说，当时的中国男性开始流行穿西装，而不再喜欢穿原来的中国传统服装。
马克思回忆说：“在我们家楼下是一家威尼斯花园风格的咖啡厅，我的父母每天傍晚都会和他们的朋友在那里相聚，他们一边喝咖啡吃点心，一边欣赏着以前在故土才能听到的小提琴演奏的浪漫乐曲。这个在我们家楼下由欧洲人组成的社区逐渐壮大，使我觉得还能保持和故土的联系。”
两名德国裔犹太妇女站在上海艾利特食品商店（熟食店）的柜台前。（图片来源：美国大屠杀纪念馆）
住在虹口区的犹太人就这样过着他们平静的生活，直到年，他们远走他乡想要逃避的危险再一次降临。在日本轰炸珍珠港后不久，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驻日首席代表约瑟夫·梅辛格上校(josephMeisinger)带着“梅辛格计划”(theMeisingerPlan)接触了上海的日本当局，该计划旨在通过饥饿、超负荷工作或医学实验来清除这座城市的犹太人。尽管日本当局拒绝了这个计划，但从年2月开始，他们要求所有在年之后到达上海的犹太人全部移居到虹口区居住，当时虹口区已经是一个有数十万人口居住的狭小区域。
尽管这个城市中的大部分犹太人已经居住在这里，但是新增的人口给这个区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疾病流行、食品短缺已经成为严重的问题。突然之间，宵禁开始实行，进出犹太人聚居区需要得到许可。开始实行食品配额，30到40个人睡在同一房间在当时并不稀奇（当时有报道称最多时有个人睡在同一房间），所谓的“卫生间”就是一个大罐子，每天早上清洁工人将罐子清理干净。但即便这样，这些犹太人也有一个信念在支撑，那就是，在上海不管条件多么恶劣，他们最起码能够获得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异常宝贵，在欧洲却不可能得到，那就是“安全”。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上海的犹太人开始逐渐离开上海回归故土。年之后，在上海生活的犹太人缩减到几百人，但是据不完全统计称，目前在上海生活的犹太人依然有几千人。二战后，上海的犹太人有的回到了欧洲，有的则到其他国家生活（比如以色列）。随着他们的离去，犹太人在上海建立的犹太文化和生活方式也逐渐消失。现在大部分当时犹太人生活过得痕迹都已经消失，唯有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依然矗立在那里，向世人诉说着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