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联合：汉密尔顿、杰斐逊和麦迪逊》，[美]安德鲁·香克曼著，汪凯译，东方出版社年4月版，页，72.80元年5月，原本以修改《邦联条例》（ArticlesofConfederationandPerpetualUnion）为目的的费城会议，在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人主导下，开成了一个制宪会议。整个会议的基本原则是以妥协求平衡——会上联邦派和反联邦派经过长达四个月的争吵和协商，最终形成宪法草案，提交各州表决通过。总体而言，本次会议既不团结，也不成功：以乔治·梅森为代表的三位革命元勋拒绝签字——梅森是美国驻法大使杰斐逊的好友，一向以捍卫自由为己任，被联邦派称为“反宪法健将”。在离开会议的那一刻，梅森不顾同乡兼好友华盛顿情面，将宪法文本投掷于地，拂袖而去。会后，梅森发表声明，宣称“如果没有《权利法案》”，他“宁愿砍下右手，也不愿将其放在当下通过的宪法之上”。同为浴血奋战赢得独立的美国缔造者（FoundingFathers），双方在本次会议上为何剑拔弩张、势同水火？《权利法案》与宪法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双方据理力争的到底是权力还是权利？《脆弱的联合：汉密尔顿、杰斐逊和麦迪逊》一书为读者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论据和答案。
一、从《邦联条例》到美国宪法
《邦联条例》是美国的一份历史性文件。年北美宣布独立后，第二届大陆会议负责起草全国性宪法，称之为《邦联条例》。年条例通过，年批准生效。这一权力极其有限的《邦联条例》需要长达四年时间才得以通过，说明当时大多数人心怀戒备，“不想将这一广袤的大陆合并为一个全国性*府”，而更希望“像希腊人、荷兰人和瑞士人那样，建立邦联”。尽管如此，《邦联条例》对于新生的共和国而言意义重大——没有它，美国不可能赢得独立战争。
然而也正是在这场战争中，以各州名义签署但对各州普遍缺乏约束力的《邦联条例》之“短板”也暴露无遗。相比于强大的英国“红衣*”（Redcoat），大陆**需供给短缺，士兵饥寒交迫，*纪松弛，*心涣散。华盛顿认为，上述因素造成*队战斗力大大减弱，也极大延缓了独立战争胜利的进程。对此，担任华盛顿*需副官的汉密尔顿感受最深：由于各州*府相互推诿，华盛顿将*本人不得不自掏腰包以充*饷。汉密尔顿将这一笔笔支出记录在案——建国后，这位首届美国*府财*部长力主强化中央*府权力（尤其是财权），与这一段惨痛经历不无关联。
独立战争胜利后，各州自行其是的状况未见好转。首先，各州为解决财*危机，大肆印发纸币、发行债劵，造成通货膨胀，亦扰乱国内市场。同时，各州之间以邻为壑——拥有优良港口的州向邻近州征税，被索税之州心怀怨恨，于是贸易壁垒进一步加大，严重影响“内循环”。此外，由于利益冲突，南方各州竭力与西班牙争夺密西西比航行权，北方则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使得“美利坚合众州”沦为一盘散沙。谙熟欧洲历史的美国革命领袖不免忧心忡忡，害怕年轻的美国会像老迈的欧洲那样四分五裂，常年陷于战争的泥沼。
年秋，马萨诸塞州爆发退伍老兵丹尼尔·谢司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强烈震动了美国统治阶级。已解甲归田的华盛顿率*征讨——尽管内乱很快弭平，但这位昔日大陆*总司令却清醒地意识到，为了保卫革命胜利果实，首先必须建立强大的中央*府，而创立*府的先决条件是将软弱无力的《邦联条例》变更为代表全民意志的美国宪法。
华盛顿等人的倡导遭到包括梅森在内的数位“异议分子”——战争英雄帕特里克·亨利、马萨诸塞州代表埃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Gerry）和弗吉尼亚州长埃德蒙·伦道夫（EdmundRandolph）——的强烈反对。相对于中央*府“集权”，他们更主张维护州权。帕特里克·亨利于年喊出“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激励了无数革命志士，如今他又挺身而出，成为“州权”的头号捍卫者。他深信英国之所以能够悍然发动侵略战争，正是由于它拥有“蛮横而强力的中央*府”（并豢养一支镇压人民的常备*）。作为与华盛顿、杰斐逊齐名的弗吉尼亚代表人物，帕特里克·亨利反对任何放弃州权的行为——汉密尔顿将其称为“州权优先”的铁杆拥趸。杰斐逊对此深有同感，曾不无讽刺地写道：“只要亨利还活着，就会让我们永无天日……我们真是巴不得他早日离开人世。”
尽管联邦*人和反联邦*人在制宪会议上分歧众多，但归结到一点，即在于联邦*府集权与州权到底该如何划分。围绕这一焦点问题，双方展开激辩。由汉密尔顿、麦迪逊和约翰·杰伊合撰写的《联邦*人文集》（包括八十五篇支持批准宪法的系列文章）便是奠定美国根基的另一纲领性文件。在上述文章中，汉密尔顿等人不仅要求宪法赋予中央*府各个部门巨大权力，而且要求联邦国会拥有常备*和征税权两项绝对权力。这益发加深了反对派对于中央集权的戒心。
州权思想在殖民者中可谓根深蒂固。富兰克林、杰斐逊等人的著作中无不将所在各州称为“我的祖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在“美国人三部曲”中研究发现：在《独立宣言》这份美利坚合众国的“出生证”上，竟无一处提及国家——所有提法皆明言“各州”。制宪会议上，康涅狄格州代表宣称：“我的幸福取决于我的州*府之存在，正如一个新生儿需要依赖他的母亲获得营养。”这一说法也反映了大多数与会代表的共同心声。值得一提的是，近一个世纪后，罗伯特·李将*在面对林肯总统征召令时，毅然选择就任南方*总司令，因为他立誓永远不会选择与“我的祖国”交战，否则将“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历史学家莫里森（S.E.Morison）在《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一书中认为，美国内战中，导致南方“联盟国”失败的因素除了人神共愤的奴隶制，还有尾大不掉的“州权”——这是当年力主妥协的革命领袖未曾料想的后果。
在反联邦派看来，昔日的邦联条款是“头脑听从四肢指挥”，而当下的联邦宪法则是“四肢听从头脑指挥”——这是他们难以容忍的。与帕特里克·亨利同样“死硬”的伦道夫州长誓死捍卫州权，一丝一毫也不肯让步——他的名言是：“要一个州让出它的部分主权，就好像要一名妇女让出她的部分贞操一样。”
很显然，制宪会议意在加强联邦集权，因此势必削弱州权。如果双方不肯退让，结果必定是一拍两散。然而与会代表凭借高超的*治智慧（以及富兰克林与华盛顿的崇高威望），最终达成“大妥协”（theGreatCompromise）：众议院按人数比例分配（大州满意）；参议院每州两个席位（小州安心）。员额如此分配也符合代议制民主原则：众议院代表民意，当以多数制约少数；参议院代表民智，应以少数制约多数。
需要注意的是，或许考虑到殖民地历史传统与*治现实（Realpolitik），宪法并没有明确联邦权与州权孰重孰轻，然而正是这样的妥协与平衡打破了传统*体格局中上下级之间威权的界定，取消了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制，可见这一“顶层设计”深得联邦制之精髓，也符合美国人的权力制约观念——即没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长久地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联邦制是以中央和州*府平衡为核心所创立的*治制度——照托克维尔的看法，采用联邦*府这一形式，使得美国将一个大共和国的强大性与小共和国的安全性结合起来（孟德斯鸠有言：“如果是一个小共和国，那么它易为外力所摧毁；如果是一个大共和国，那么它易为内部纷争所毁灭。”）——其主旨在于一方面维护长治久安的*治局面，一方面“对个人权利提供可靠保障”。而后者，正是马萨诸塞、弗吉尼亚和纽约三大州批准宪法的前提条件——联邦派必须首先在宪法中补充关于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条款（即《权利法案》）。
二、《权利法案》有无必要？
《权利法案》由“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执笔，每一稿都经过国会反复讨论和修改，但临到表决依然陷于“难产”——联邦派认为此举毫无必要，反对派则认为法案中人民的权利尚未得到充分保护。最终由时任国务卿杰斐逊一锤定音：“半片面包好过没有面包。既然无法保护所有权利，就让我们保护我们能保护的权利。”（参见《半片面包：美国权利法案始末》，[美]利维著，李松锋译，东方出版社，年）
早在年费城制宪会议期间，康涅狄格州代表罗杰·谢尔曼（RogerSherman）在关于宪法条文的辩论中便提出“权利法案”的设想，认为“问题并不在于人们生来被赋予何种权利；而是在于这些权利在社会中如何得到最平等、最有效的保护”。不久，当新宪法的副本送到约翰·亚当斯手中时，这位美国第二任总统的第一反应是：宪法缺少保障民众利益的权利宣言。随后，他在与杰斐逊的通信中谈及此点，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取得“高度一致”。
美国宪法旨在赋予*府权力，而《权利法案》则意在对此加以限制。作为十八世纪启蒙哲人的“信徒”，杰斐逊、麦迪逊对洛克及孟德斯鸠的权力委托及权力制衡学说了如指掌。他们深信，*府的一切权力均来自人民的委托。而且，更重要的是，“*府不只是人民的仆人，而且是一个不能信赖的、靠不住的仆人。不能让*府自由地掌管它的主人的事务，相反，必须多方面对它施加限制；必须在每一个可能的要点上对它约束，随时都对它抱戒心。否则，它就会不再是仆人，并且反仆为主”。因此，用杰斐逊的话说：“自由*府应建立在猜疑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信任之上。”
杰斐逊不止一次指出，美国面临着与以往所有共和国相同的问题：如果权力缺乏约束，自由会无可避免地滑向无*府主义，继而需要君主专制才能维持社会秩序。法国大革命期间，他曾亲眼目睹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ReignofTerror）绞杀革命同志和无辜民众，引发剧烈社会动荡，并最终走向拿破仑*事独裁，对此心有余悸。他认为，为防范掌权者走向专制和独裁，必须通过《权利法案》这一“锁链”对*府权力加以遏制。
像杰斐逊一样，麦迪逊对潘恩*治学说——“社会总是善的，*府却永远为恶”——深信不疑。麦迪逊在报刊文章及与友人书信中反复申明，权力具有慢慢渗透和扩张的天性，必须有效设限加以抑制。因此，为弥补宪法中“羊皮纸栅栏”（权力部门相互制衡）之不足，还需要发动群众——“人民必须虎视眈眈盯紧掌权者”，才能保证*府权力不被滥用，人民权利不受侵害。麦迪逊在致杰斐逊信中不无担忧地写道：“每个州都在反复冲撞这些羊皮纸栅栏：一个*府的实权在哪里，哪里就有压迫的危险。根据以往的经验，《权利法案》总是会在权力亟须控制的时候化为一纸空文。”
与杰斐逊的启蒙乐观精神和“性善论”不同，麦迪逊坚持“性恶论”，认为人性天然具有自恋和贪欲，而掌权者危害更大——在利益和欲望面前，信仰和道义的力量微不足道：机会和诱惑越大，宗教和道德力量就越弱。他的名言是，“只要有枉法的利益与土壤，法律就必定会被践踏”，人民的自由就无法得到保障，而相关法律条款也就沦为一纸空文——如同旅居英伦的卢梭讥讽的那样，英国人七年当中只有一天能享受自由，即他们“被允许投票的那一天”。
在制宪会议辩论期间，麦迪逊已明确表达他“分两步走”的限权主张：首先让*府掌握权力；然后再让这个手握重权的*府控制好自己的权力——在他看来，正当的法律程序和个人的自由权利这两者都是对*府权力的限制，由此可以证明“我们的*府体系能够自我约束：这种体系不仅能规范自身，还能限制体系内的各要素”。
然而，麦迪逊等人的主张，在联邦*人看来，却是一帮顽固派打着“保民官”的旗号刻意延缓甚至阻碍历史的进程——著名历史学家戈登·伍德（GordonS.Wood）在《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联邦*人认为，“反联邦*人如此狂热支持《权利法案》”，其目的不过是想“掩盖他们妄图削弱国家*府权力这一事实”。
汉密尔顿撰文指责杰斐逊是“耍弄阴谋诡计的煽动家，野心勃勃的捣乱分子”，认为《权利法案》是多此一举，“别有用心”。他在《联邦*人文集》第八十四篇旗帜鲜明地宣称，“权利法案，从目前争论的意义与范围而论，列入拟议中的宪法，不仅无此必要，甚至可能造成危害。权利法案条款中包括若干未曾授与*府的权力限制……例如，既然并未授权*府如何限制出版自由，则何必声明不得限制之？”
在汉密尔顿的鼓动和影响之下，联邦*人纷纷著文，公开讽刺宪法修正案，尤其针对其中列举权利一项——美国公民的个人权利不胜枚举，单列言论自由等寥寥数项何其偏颇，何其荒谬。作为对这一修正案的“戏仿”（parody），词典编纂家诺亚·韦伯斯特煞有介事地提出增补一项“限制国会条款”，即“国会永远不能剥夺美国居民在合适的季节进食和饮水的权利；也不能当一名美国居民在漫长的冬夜里疲于以右侧卧的姿势休息时，禁止他采用左侧卧或是平躺的姿势”。
当然，汉密尔顿等人并不反对维护公民自由和权利，但他们对于《权利法案》所体现的“民主”思想却高度警惕。埃德蒙·伦道夫认为国家的弊端源于“民主*治所固有的骚乱和放荡”，并声称“我们体制中的民主成分”孕育着巨大的危险；约翰·亚当斯在文章中写道：“请记住，民主*治向来不能维持长久。它很快就会衰败、枯竭，并终将扼杀自己。”对民主最不放心的汉密尔顿指责民众“动乱多变”，“他们的判断很少正确”，并且断言：古罗马至今，史上从未有过不自杀的民主*治——世界民主的经验“徘徊于极端专制和极端无*府状态之间”。因此，为避免上述极端情形出现，美国必须采取“精英统治”（Meritocracy）模式。
根据历史学家比尔德（CharlesA.Beard）在《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一书中的研究，出席制宪会议的*治精英大多出身富裕阶层，他们相信“财产是社会的稳定力量”。相反，无产者一无所有（故“无恒心”），便很容易接受煽动——“给无产者选举权”，继杰斐逊之后担任驻法大使的莫里斯（GouverneurMorris）声称：“（穷人）他们也会把这权利卖给富人，因为富人能够支付得起。”在上述精英人士眼中，民主不啻一剂*药，不仅会败坏*府和人民的品格，而且更是向无*府状态敞开的一扇大门。莫里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发回国内的报道最让人恐慌之处，是巴黎暴乱中的所有财产——无论公共财产还是私人财产——都无法得到保障，连天主教修道院也被洗劫一空。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出身于平民家庭，凭借个人努力跻身精英阶层，汉密尔顿等人却不乏“贵族情结”——他们固执地认为贵族阶层对于*局稳定至关重要：由于贵族继承了财富和地位，能够协调上下权力之间的冲突，由此可以保证其立场之坚定与独立。换言之，贵族的作用，就像平衡轮一样，一方面，他们要阻止暴民（“乌合之众”）践踏规则，侵犯富人权益；另一方面，他们还要阻止掌握绝对权力的君主蜕化为独裁者。
与之相反，贵族出身的杰斐逊却堪称是美国民主的“守护神”——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美国*治传统及其缔造者》一书中以“矛盾修辞法”称杰斐逊为“出身高贵的民主派”。针对权力与财富“挂钩”的谬论，杰斐逊主张穷人应与富人享有平等的*治权利，甚至“富有的公民应该比他的贫苦邻人享受更少的选举权”，因为“财富不应有代表；财富的优势应该尽量予以剥夺”。同时，他主张将财富与责任感等同起来，即财富越多，地位越高，拥有的社会责任越大（noblesseoblige）——这也是他与华盛顿等人的共同信念，一如刘祚昌先生所言，“弗吉尼亚的这些绅士都有一种强烈的公共责任感”。对于谢司起义在美国*坛引发的震动，杰斐逊也不以为然，认为这样的起义每过二十年来一次，未尝不是好事——至少能够警醒当权者“一切权力源自人民”。杰斐逊毕生念兹在兹的皆是如何保障民众权益——在他看来，*府越强大，其收入越丰厚，其管理越得力，对普通民众权利的威胁就越大。
年9月，麦迪逊提出宪法十二条修正案，经过国会表决保留其中十项，《权利法案》即为此十项修正案的代称。该修正案旨在保障各项公民自由权利，如言论自由和携带武器的权利，同时也包括人民和各州的保留权利。年底，《权利法案》经各州表决后正式获批，并因此成为宪法的组成部分（麦迪逊本意将法案条文添加至宪法文本，未果）。时至今日，尽管美国宪法历经修正，但《权利法案》却岿然不动，因为美国人坚信它代表着美国历史上“最崇高、最神圣”的理念：“公民应是*府的主人，而非其臣仆”——为排除出现“最坏*府”的可能性，必须从两方面施加压力：既要限制*府的权力，又要追究它的责任。
由此，主张集权的汉密尔顿与主张限权的杰斐逊——在首届*府中分别担任财*部长和国务卿——产生了激烈争执，即“杰汉之争”，其结果不仅对当时的美国经济造成影响（十九世纪美国迅速崛起，并逐步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更对未来两百余年的美国*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两条路线之争”：权力与权利
无论从出身或精神气质看，杰斐逊与汉密尔顿都截然不同——前者崇拜的偶像是培根、洛克和牛顿，后者独爱一人：恺撒大帝。二人的治国理*方略亦可谓南辕北辙：受法国“重农主义”学派影响，杰斐逊重视州权，主张以农立国，同时强调个人权利和贸易自由，认为*府不应干预经济事务；而汉密尔顿信奉国家干预主义，致力于建立强大的联邦*府，大力发展工商业和银行业，以此推动美国经济快速崛起。汉密尔顿坚持认为，如果没有国家的富强，美国的个人自由将无从谈起；对此，杰斐逊的看法截然不同，他主张国家富强固然重要，但是个人自由更加重要。由于*见不合，加之各自拥有一帮“门徒”，逐渐形成“*争”（即日后民主/共和*之雏形）——二人犹如“好斗的公鸡”，连华盛顿总统也无可奈何。
首都选址问题是双方争执的第一回合。建国前后，美国曾分别定都于费城和纽约，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大都市。而杰斐逊和麦迪逊则希望汲取伦敦的经验教训，把首都定在远离可能产生君主专制和“宫廷文化”的地方——伦敦集中了英国几乎所有的*治、经济和社会力量，少数人由此掌握*治和经济（尤其是金融）特权，形成具有社会掌控力的特殊利益阶层。因此，为避免重蹈覆辙，杰斐逊和麦迪逊建议将共和国首都设在偏远地区，比如南北交界的波托马克河上——如此一来，不仅能够将*治与经济中心隔断，从空间上削弱*商之间的勾连与腐败，而且有利于平衡和统筹南部各州与北方的经济利益。
受“重商主义”思想影响的汉密尔顿一开始更倾向于定都于大城市，但相对于首都选址，他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