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世界文学领域资深专家、作家、南京大学余斌教授结合他多年教学、阅读、写作成果，精研译林版世界名著选目，创作了《译林世界名著讲义》。本书选取世界文学史中最具“宗师”地位的作家及其最具“原型”意义的作品，以幽默活泼的文字深入浅出地解读《堂吉诃德》《包法利夫人》《了不起的盖茨比》《麦田里的守望者》等世界文学发展史中的巅峰之作，探究作家其人逸闻，解码作品风格精髓。
为什么要读经典，是一个问题；怎样读经典，又是一个问题。这些问题，无数的人提供过答案，事实上也有诸多经典的示范。比如西方当代文学中的两尊大神，卡尔维诺和纳博科夫，前者有一篇名文，题目就是《为什么读经典》，后来干脆做了书名；后者有《文学讲稿》，讲解了几部西方文学名著，特别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但对普通读者而言，那是雅人深致，陈义太高，或是难以效法——有几人能像纳博科夫那样下水磨工夫玩味细节，将骨头缝里的滋味都咂摸出来？
“为什么读经典”之问，与“为什么要读书”，其实是同一问题。这里所谓“书”已预设为“好书”，“开卷有益”显然不是把烂书也包括进去。以“开卷有益”的标准，许多貌为书者，不宜以书论，只可叫读物。
劝人读书，有不同的劝法，“*金屋”“颜如玉”一类的利诱不上台面，可以不论，正论当是与知识挂钩——书籍乃是知识的载体。培根的名言小学生也能背，“知识就是力量”；苏格拉底的话则不大有人提了，“知识即美德”。“力量”是向外的，通向外部世界的征服；“美德”则是内倾的，通向心智的开启，境界的提升。“力量”是有用的，“美德”有用无用，就难说。
从年留校任教开始，我一直在教外国文学。几乎每次上第一节课，我都会跟学生说，课，你们可以逃，考试能过关就无妨，但希望能好好读几本名著。说这话没有一点矫情的成分在里面——读书比规规矩矩听课会有更多的收获，这的确是我的个人经验。直接面对名著，不要经过“中介”。不少学生名正言顺地翘课了，这在我意料之中，倒也不急。只是他们是不是用这时间读书，越到后来，我越怀疑。要能如我所愿，得有一个前提：大家都认定，那些书值得一读，或者有趣，或者有益。而这并非不证自明。
并没有学生当面问过我，读经典、名著有什么用？其一，如此发问太唐突，等于挑战“开卷有益”的古训；其二，我猜想学生会以为，得到的答案无非是“无用之用方为大用”之类，那是一些老生常谈的“大道理”。大道理之为“大”道理，就因它们是必须、应该搬出来说，却终于不及物。而任何没有经过一己经验印证的道理，就逃脱不了沦为“大道理”的命运。
虽然无人发问，我知道那疑问确凿无疑是存在的，事实上不独外国文学，在现今这样“务实”的氛围中，人文学科的内容皆已显得华而不实，何“用”之有？以文学名著而论，“进”不能为求职升学助一臂之力，“退”不能像网络文学、电玩游戏、影视节目那样令人轻松过瘾，读它做什么？当然，不可把话说绝，至少中小学语文有课外必读书目，其中大多为中外名著，大纲上有，考试会涉及，岂能说读名著无用？敲门砖之用正是所谓“有用”的正解。无如这里的有用恰恰在消解阅读的本义。
阅读的本义，正在阅读本身，其他种种，都是从阅读过程中获得的愉悦与满足之上叠加而来。阅读过程索然寡味，则一切的一切皆无所附丽。而要让读经典变得愉悦，前提便是放弃有用无用的考量。不妨干脆说一句，经典就是无用的，它的价值，正在其无用—如果“有用”之“用”指的是实用。“文革”年间“读书无用论”曾大行其道，作为反拨，后来又有一种说法成为“共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是“千金在手不如一技傍身”的说法在特殊情势下的变体，所强调者在于“技”。偏偏经典无关乎“技”。现在，也许是到了该“正视”这一点的时候了：没用，那还读不读？我们不妨来宣扬另一意义上的“读书无用论”，好比“丑话说在前头”，丢掉实用主义的杂念，开启真正的经典、名著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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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糕的是，在以正确方式打开经典之前，我们的偏见已然形成：经典意味着枯燥乏味，假如非读不可，就必得正襟危坐，打点起十二分精神硬着头皮上——仿佛读经典等于阅读快感的剥夺。中小学的必读书目变成了某种反向的提示。硬塞到面前的书总是令人排拒，于是尴尬的局面出现了，越是强调读经典的重要，闻者反而躲得越远。学校里，教师在接受了这个事实（更因为应试式学习的效率问题）之后，开始不遗余力地助读，其要义就是就每部作品归纳出诸多“知识点”，其极端是要求熟读以至会背，名著本身的阅读倒变得可有可无。如此这般，名著已然死在“知识点”下，毫无乐趣可言。对读经典的视如畏途，至此似有了经验的证明，于是乎恶性循环。
打破这循环，唯有一途，就是搁置对经典的刻板印象，直接进入，比如说，《包法利夫人》的世界中去。倘若对经典没有“傲慢”的话，我们的“偏见”则委实不少。对经典怀有敬仰之心没错，认定其拒人千里，却是大错特错。真正打开书，你会发现，许多文学经典，只是望之俨然，何况这里的“俨然”，往往还是我们的偏见造成的。事实上，相当多的文学经典，在自己的时代，其流行之广，可比今日的畅销书。“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的欣赏在彼时的雅典，几乎是全民性的，这且不说；狄更斯、马克吐温可都是相当流行的小说家，《傲慢与偏见》则至今依然流行。无数中国读者的经验也可以证明，西方文学经典成了与自己的人生水乳交融的一部分。50后、60后、70后，将《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简爱》等书读得津津有味、滚瓜烂熟的，大有人在，今日的年轻读者从中获得阅读快感的，亦复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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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正襟危坐”留下余地，盖因说读经典可以是有趣的，并不意味着阅读的过程从头到尾都那么轻松。经典自有其严肃的一面，不仅因为它直面社会、历史、人生种种，拒绝提供心灵鸡汤式的抚慰，还因为经典面对读者时有它的矜持与尊严。不像通俗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投你所好，它有完全不同的阅读路径的设定：是你向它走去；而非相反，它向你走来，甚至体贴入微地讨好你。所以四仰八叉躺那儿接受按摩式的被动阅读是不行的，你必须调动自己进入状态，进入情境，在自己与书中世界之间建立起相关性。
很显然，只有建立起相关性，阅读才不再是一桩不得不然的外在行为。梁启超所谓“熏、浸、刺、提”，鲁迅所说“增人感”，根底里都在阅读时的移情。博物馆里的古董已是鉴赏的对象（虽说对古董移情也不是不可能的），而文学经典不是，它们在一代一代人的阅读下仍然活着，且经由阅读这个中介实现与当下世界的对话，因此更具移情的可能性。
论移情，当然是在书中所写内容我们熟悉，主人公与我们有很多相似性的情况下更容易发生。而外国文学名著叙述的是不同文化的异邦故事，且是年代久远的过去故事，时间上、空间上的隔好似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壳，似乎难以找到经验上的对应，也就难有代入感。但人是可以自我调动的，所谓“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是调动的极致，穿过相异文化、不同社会、不同时代、不同人情风俗等壁障，如同破了外面的壳进到里面去，你会发现书中看似陌生的世界、陌生的人居然有几分眼熟，甚至，你还发现了诸多与周围的世界和人的重合之处。而文学经典之所以为经典，重要的一端，恰在于它们经过了时间的检验，超越了时、空的界限，可以让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读者常读常新，在你的参与下，它们的过去完成时可以变成正在进行时，终而完成。
因为“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社会在变，时代在变，自然界甚至“沧海桑田”，但人性不会变，人性中的高贵面——正直、善良、勇气和人性中的阴暗面——贪婪、嫉妒、鄙吝一直在那里，是人性大戏上演的不变内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剥去外在的差异性还原到最后，不同时空中的人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处境。文学经典提供了“原型”，人物的原型，故事的原型，我们不好说其他的书都是对经典的“山寨”，但不妨说，它们“万变不离其宗”，经典就是那个“宗”，而这个“宗”建立在人类的共通性之上。
《译林世界名著讲义》
作者：余斌
译林出版社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