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4月14日，聊城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彻心扉又沉默深思的案件——于欢辱母杀人案。
案件经过是这样的，于欢母亲因公司问题与当地高利贷团伙借贷了大笔钱财，后因无力偿还，被催债人员共计11人，对于欢母亲苏银霞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言语行动侮辱。救母心切的于欢情急之下用水果刀刺伤四人，导致其中一人因失血过多死亡。
年5月27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于欢防卫过当，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当时在网络上，了解情况后很多人对于于欢及其母亲非常同情，认为催债人员暴力催收，行为不当，才导致后续恶劣事件的发生，于欢应该属于正当防卫，不应该定罪判刑。
在网络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与大多数人的想法是一样的，觉得催收人员行为太过恶劣，严重侮辱于欢母亲，对于判决结果甚至司法机关有着质疑。
正义得不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如何得到合法的保护呢？
直到近几年，对于于欢辱母杀人案的判决才渐渐理解。
如果没有法律，作恶的人能否被打击。当然能，领导一拍桌子，拖出去剐了，喂狗。
法律的正义，并不是一种绝对的正义。如果只是为了惩罚罪犯的话，根本没必要需要刑法。
很多人都会认为，刑法是束缚了打击犯罪的手段，让正义不能得到很好的伸张。
罗翔说刑法中有这样一个案例：
年，发生在深圳的邓宝驹案。
邓宝驹30多岁当上信用社主任，不到三年就贪污了三个多亿，包养了七八个二奶。这样的人大家觉得该死吗？
答案是肯定的。
当在法律判决中，邓宝驹是农村信用社主任，不是国家公职人员，并不构成贪污罪，仅仅构成职务侵占罪，而职务侵占罪最高刑是15年。
或许很多人会对这样的判决感到气愤，感觉法律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犯罪人员。但大家要明白：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现实社会中，刑法的机能并不是一元的，而是二元的，是具有平衡性的。
一个机能是保护机能，惩罚犯罪者，这也是我们最熟悉的；另一个机能是保障技能，保障人权，限制司法机关的权力，司法机关的惩罚权要在法律框架内实施，绝不能超越。
如果司法机关在这些案件审判中开了口子，那么任何人都可能会受到司法机关的任意处罚。，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公元年除夕之夜，岳飞在波风亭因诬陷被害，罪名是莫须有的，死前岳飞说了八个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这就是很明显的司法权被滥用的结果。司法权不加限制，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司法打击的对象，因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罗翔讲刑法诙谐幽默的实用法律知识京东￥49.07购买已下架犯罪是可怕的，但比犯罪更可怕的是不受约束的刑罚权，培根说过：“一次犯罪不过污染了水流，而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却污染了水源。”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如果刑罚权不受限制，那么一切正义都可能被架空，而且往往是以正义的名义来架空着。
现代社会，我们认为刑罚一定要有两个价值。一个是保护机能，惩罚犯罪，还有一个是保障机能，保障人权，限制刑罚权，任何权力都必须要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去运行。
现代社会，刑罚不再像古代一样是一个刀把子，而是双刃剑。它有两个刃，一个刃砍向犯罪分子，惩罚犯罪，保护受害人，还有一个刃，面对司法机关，限制司法机关的权力。
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克至理名言：“自从有刑法存在，国家代替受害人施行报复开始，国家就承担双重责任，国家在采取任何行为时，不仅要为社会利益惩罚犯罪者，也要保障犯罪人不被受害人报复，因而刑法不仅惩戒犯罪者，也保护犯罪者，它的目的不仅在于设立国家刑法权力，同时也要限制这一权力，它不止是可罚性的缘由，也是它的界限，因此，表现出了悖论性。”
无规矩不成方圆，自年1月1日，中国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至年，已经做过多次修改和补充，在时代发展的同时，法律也在随着现实的变动也更加切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