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个有机体只要它是有生命的就一直处于变化之中，直至死亡后分解为止。因此，变化成为杜威最富有成效的范畴之一。在前苏格拉底时代，赫拉克利特提出了事物不断变化的学说；物质不断地经历着变化；所有的生命被卷入连续的分解和更新之中。
在声称苏格拉底寻求可能会引起讨论的某种稳定的定义时，柏拉图在“理念”上发现永恒的要素，这些要素使得事物成为它们自己的样子。对杜威来说，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信念。
从苏格拉底时代以来哲学家和科学家在确定性上所做的探寻是一个错误，它把人的注意和能力从可能的和实际的现实在他理解的范围内转移开来，它因为是一种“补偿性的曲解而被放弃了。
决不存在轻松解决伦理问题的方案；“生长本身就是唯一的道德目的”。另一方面，唯心主义坚决主张精神的价值是不能破坏的。它承认：“永久的现实并没有变化，美好的事物并没有消失。”对相信一些基本原理的人们来说，伟大的历史成就应当归功于那些坚持某些基本原则信念的人。
费希特也是这样写的。这些人以及所有其他在世界历史上具有同样心理的人赢得了胜利，因为永恒激励着他们，这种激励确实一直也必须击败任何没有受到激励的人。人类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也同样在各处找到了正确的路径。
在一些领域中，人所采用的方法是绝不会轻易放弃的；尽管这种方法可能是修改的和扩展的，研究将在同样的方向继续；我们并不期望变化超出我们的认识范围。怀特海在《教育的目的》中指出：科学的过程是对逻辑关系的永久性、一致性和简明性的一种研究。
在《科学与现代世界》中，他又指出：离开重现，知识将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什么能离开我们过去的经验。同样，离开一些重新浮现的规律性，测量也将是不可能的。但是，存在一个互补的事实，在细微之处没有任何东西曾经重现过。
人们期盼着太阳升起，但是风却在随意地吹。因此，在事物的真正本质上，有两个原理是固有的，即变化的精神和保存的精神。没有这两者，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真实的。
杜威自己并没有始终坚持对变化原理的忠诚。在《我们如何思维》中，他提到“一些确实已被确认的事实和原理”，认识到如果思维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参考的标准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同样的标准。
这个概念表明，一种含义如果已被确认，它在不同的情境下依然不变。”在《自由与文化》一书谈到杰斐逊（Jefferson)的演讲和通信时，杜威阐释说，民主的目的是人的权利不是以复数形式的人的权利它是不变的。
在《一个共同的信仰》中，他甚至断言：“我们的责任是保存、传播、修正和扩展我们已接受的价值传统。”杜威的信徒克伯屈在《为了一种正在变化的文明的教育》中虽然用了一节来写“变化哲学”，但他承认：“就化学而言，它是变化的，但其经过实验的结果仍是稳固的。”
对变化的绝对依赖说明参照过去是无用的，规划未来也没有用处。人们只能耐心等待，直到变化必要性的出现。参与生活而不是为生活准备，成为了教育的格言。它致使一些进步学校出现难以置信的放任，这些学校对教授事实不感兴趣，因为事实是不断变化的。
他们认为，学习地理是无用的，因为地图的变化如此之迅速。它证明了学生对老师的疑问的回答是正当的：为什么不为考试做准备，回答说他想对考试有一种新的体验！在教育中有关永恒不变或进步的争论是由康德在他的《教育论》中引起的。
他说：“儿童应该受到教育，不是为了现在，而是为了人在未来可能得到改善的环境。”柏拉图确认，他的理想国不允许革新，他的理想是永恒不变的。另一方面，赫巴特·斯宾塞抵制*府管理因为它是保守的，而把教育看作是社会中的一种进步力量。
他重复道：思想的检验的结果，或思维的检验的结果，一般是在由思想引导的行动的结果中被发现的。在伦理学上强烈要求反对享乐主义的一个理由是，我们不能事先说明一个预定的行动过程将产生多少欢乐。
实用主义也是同样，我们无法预测所做的行动到底会是什么结果以及我们行动所依靠的思想是否正确。我们可能是有智慧的，但只有在结果之后。正如怀特海所说的：“如果我们在等待行动的必要性出现时才开始梳理我们的思想，那么，我们将在和平中失去我们的商业贸易，我们将在战争中失去胜利。”
另一方面，杜威自己承认，最后的结果从来是不能被预见的：“关键是在一个人的行为和他的行为所造成的结果（甚至包括他自己所承担的结果）之间，有一些不确定的、始终有分歧的因素的介入。
由于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间隔是如此之大，因此，决定最后结果的大量因素是不能被预见的。甚至在它们能够被预期时，结果也是由一般人很难控制的因素所决定的，控制这些因素比人对地震的控制还难。
在这一自相矛盾的教条出现之前，约翰·罗斯金在《直到这最后》一书中已经坚定地系统阐述了唯心主义者的立场，“没有人永远知道或能够知道，什么将是他自己的或者其他人的付诸行动的一系列行为的最后结果。但是，每一个人可以知道，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知道，什么是一种正确的和不正确的行动。而且，我们所有人也可以知道，对其他人和我们自己两者来说，公正的结果最终将是最有可能的，尽管我们既不能说什么是最好的，同样也不能说它是如何产生的。”
如果我们接受杜威的论述，即对真理的检验在于它带来的结果，那么，我们从来就不能够知道这些结果是什么，我们就被宣判为纯粹的怀疑论者了。实用主义者关于实践高于理论、实验探究高于思考、行动高于意图的观点，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思想比行动更有力量和更持久，行动的影响是受到特定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
思想具有不断的自我再生能力，柏拉图的《对话集》宣称这是永存的特点。除伟大的宗教领袖的教学之外，思想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我们只需要举这几个例子就够了，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法国革命，或者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与现代共产主义。
杜威关于实践导致理论的产生、教育实践和直接经验产生并决定了教育目的和理论的观点，是与教育历史相悖的。自古以来，几乎所有的伟大教育家都是哲学家，而且他们也没有因为在实际教学活动中的技能而出名。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承认自己是不成功的实践者时还表现出一种童真的快乐。
一些智力活动不能说具有任何的实际结果，例如，对一个仅具有其自身文化价值主题的研究，对一件艺术作品的欣赏或者对一个交响乐的享受。这些活动并不是工具的，它们本身是具有目的的，或者用杜威的术语来说，是“有结果的”；它们是具有内在价值的；它们的目的就是它们自己。
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个人自身也应该被当作是一个目的。杜威尝试通过指出某些进入高等数学的离题作为“玩弄概念游戏”来避开这个结论，但是，“玩弄概念游戏”本身恰恰是另一种自身具有目的的经验。
实用主义把重点放在结果上，而忽视或轻视动机。例如，杜威说：“我们发脾气地喊住一只正在咬人的狗，但是，我们并不寻找它的咬人动机。去问是什么导致一个人进行通常称为说话的活动，那是可笑的。他是一个有活力的人，可以说这就是全部的理由。”
然而，法律机关在判决被告是否行凶时，并不会犹豫地去考虑这个犯罪行为的动机。尝试通过每一个实际的检验，它自己的标准实用主义并不能解释这些行动。正如人们所说的，它不是一种哲学，而是一种尝试没有哲学地去做的方式。
结语
它在教育上的价值可以用弗兰西斯·培根的话来表达：“但是，这将使知识有尊严和提高知识的地位，假如思考和行动能够比它们以往更加密切地和严密地结合起来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