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字适之，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胡适的学术活动主要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等方面。他所倡导的“习惯重于方法”的读书治学态度，他大力推崇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对于今人求知问学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勤、谨、和、缓”的治学习惯
读书治学的技巧与方法固然十分重要，但是正所谓书山有路勤为径，胡适认为做学问究竟是“没有什么简便省力的方法可言的”。他在《治学方法》中提出，做学问的方法虽然非常多，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功法，这便是有“方法的习惯”，“科学方法并无巧妙，只不过是已养成治学的良好习惯的人的方法而已”。胡适也认为应该学习龟兔赛跑中乌龟拼命努力的精神，他认为“兔子学不得，乌龟可学也”，习惯比天才更重要，“天才不够的人，如果用功，有方法的训练”，一样可以在学问上取得成就。
胡适强调读书治学须养成“勤、谨、和、缓”的良好习惯。第一点“勤”，也就是“不躲懒、不要懒”，良好的治学习惯要多“用眼、手、脚把问题弄清楚”。第二点“谨”，也就是“不苟且、不潦草、不拆滥污”，做学问必须要细腻细心，如同用显微镜一般不放过学问中的任何一个小点，唯有此才“省去了无数的不必要的损失”，才能求得真知灼见的学问。第三点“和”，就是“虚心，不武断，不固执己见，不动火气”，但却又“不要轻于相信大家”，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追问精神，有“无穷无尽的求知欲”，敢于从实际问题与已有经验认知中穷究新学问。第四点“缓”，不仅是证据不足时的悬而不断，更是“动手”去找寻新材料以求佐证，胡适认为“书本子的路”大都行不通，做学问必须要善于观察分析实际生活，“看大看到无穷，看小也看到无穷，能和宇宙中的事物混作一片”，这才是做学问的真方法。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
胡适认为无论什么科学都有一个治学方法，就是做研究的方法。所谓做研究就是去解决已经发生且有必要解决的“困难问题”，古今中外做学问但凡有所建树与成就者，动机和目的都是相同的，即研究的“动机是困难，而目的是解决困难”。做研究的方法，简单地说，就是从发现困难到解决困难，从研究动机到研究目的之间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会因“困难问题”的不同，时间上会有长短之别。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胡适对治学方法简明扼要的概括。胡适回顾自己二三十年的治学之路，把自己的治学方法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说：“要大胆的提出假设，但这种假设还得想法子证明。所以小心的求证，要想法子证实假设或者否定假设。”胡适不仅因这“十字治学真言”受益匪浅，也常常向青年们讲述，总希望自己的学生们能够了解并践行。
胡适详细阐明了“大胆的假设”及其证明与否定。他认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困难”与问题出现的时候，研究者或学问家总会不自觉地进行假设，并且提出若干的解决方案。当然知识、经验、学问不同的学问家，提出的假设与证明的结果也会有差异。但是，无论是“大胆”还是“小胆”的假设，基本的目的就是能否得到证明。由此，做学问提出假设之后，最要紧的就是找寻材料与证据，而要寻找证据与材料则须有“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精神。
“自我检讨、自我批评、自我修正”的治学自觉
治学总要有一点敢于自我批判的精神，方能求得真知灼见。胡适认为，没有方法的自觉，“单说方法是不够的”，文史、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应用科学的地方在于其不能随时以实验结果纠偏纠错。因此，他提出科学研究务必要有治学的自觉，即“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检讨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纠正自己的错误”，塑造一种“不相信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的科学精神与态度。胡适以年美国大选的民意测验为事例指出，科学的方法不一定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但错误的结论也并不意味着方法错误，而只是用方法的人用错了方法，缺乏自觉的批评与自觉的检讨。
胡适还提出了做到治学自觉的方法。他提出：“我们要使得方法自觉，就应该运用证据法上允许两造驳斥对方所提证据的方法，来作为我们养成方法自觉的一种训练。”要形成这种方法的自觉，就要善于考据，不仅要审查证据的可靠性，也要审查证据与求证的关联性，更要时刻检讨自己。
“扩大研究的材料的范围”的治学技巧
材料之于治学是极为重要的。胡适非常推崇英国哲学家培根关于做学问的人运用材料的动物譬喻，即“蜘蛛式做学问的人”，能够把内在的材料外化并织成很多很好看的网；“蚂蚁式做学问的人”，只知道搬运材料而不懂得研究利用；“蜜蜂式的学问家”，汲取百花精华加工后酿成蜜糖，堪称“做学问人的最好典范”。材料直接帮助或者限制做学问的方法，材料的不同又决定了学问的高度与深度。因此，胡适明确提出要“扩大研究的材料的范围，寻求书本以外的新材料”，这是做学问非常重要的技巧。
善用材料是做学问取得好成绩的重要条件。胡适认为，无论个人研究，还是团体研究，做研究取得好成绩的通用经验是，要有“直接的研究材料”“能够随时随地扩张材料”“扩张研究时所用的工具”等3个条件。因此，他提出做好学问，必须要善于发现新材料，善于运用治学方法获取新材料，也要“自己应当自觉的批评自己的材料”。如此，才能找到研究的新证据，才可以使研究有新的进步、新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