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杨沫以亲身经历为素材创作的半自传体小说《青春之歌》轰动一时。林道静的形象是一个背叛家庭走向革命的知识女性。反面主角余永泽，地主少爷出身的北大学生。如果说林道静是革命的化身，那么余永泽就是一个自私自利庸俗落后反对革命钻故纸堆的小人形象。
余永泽的原型就是杨沫的前夫张中行，余永泽的形象确实影响到了张中行，据说电影演员于是之当年也因形似张中行所以被选中扮演余永泽。杨沫的儿子老鬼在其《母亲杨沫》中承认，“他被母亲的这本书弄得灰头土脸，在单位里抬不起头”，“他的处境，不能说与母亲的《青春之歌》没有一点关系。然而张中行却始终没指责过母亲一句。每对人提到母亲时，他总说：那时候，杨沫比我进步，比我革命。”
很多人认为《青春之歌》丑化的余永泽就是张中行，对此张中行看得很淡：“《青春之歌》是小说，依我国编目传统，入子部，而不能入史部，小说是可以编造大小情节的”，“既是小说，就不必当真，就是余永泽干脆叫张中行也无妨”，“我一生自认为缺点很多，受些咒骂应该，但小说不是历史。”
小说人物不是历史，是艺术形象，张中行不是余永泽，杨沫也不是林道静。
张中行出身于普通的农家，北大毕业。杨沫倒是大地主小姐，只是不受父母待见，后因家庭破产而失学。张中行年与杨沫相识，在他的回忆里杨沫当时“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张中行家里有娃娃亲，杨沫叛逃家庭追求自由，两人恋爱同居四年。
张中行与杨沫分手的原因是思想和信仰不同。张中行不喜欢政治，崇拜的是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反对杨沫走向激进。张中行在后来谈到和杨沫分手的原因，认为主要是两个人在思想上有距离了，一个走“信”的路，一个走“疑”的路，“道不同不相为谋”。
张中行就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以研究为乐的书呆子。杨沫的妹妹白杨曾经对她说：“大姐，你真软弱，你看他成天钻在古书堆里，一个书虫子，还成天戴着礼帽、穿着长袍，一副酸溜溜的样子，有什么可爱的？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可爱的人？”
杨沫自己也说过，“年后，我思想开始倾向革命。因为我们思想有了分歧，我们不断吵架，年终于和他脱离了关系。”
杨沫和马建民结婚走上革命征程，解放以后都成了炙手可热的老干部。张中行不过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普通编辑。当杨沫凭借《青春之歌》成为著名作家的时候，张中行还默默无名。
小说中的余永泽名利思想严重，总想巴结名人好让自己当一个教授。张中行正好相反，淡泊名利，一辈子没当过教授。张中行的理想很简单，一不做官，二不发财，就是希望做点学问，看点书，写点书，安安稳稳地过适然恬淡的生活。张中行85岁时才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已的住房，特为自己的简朴住所起名“都市柴门”。
张中行属于大器晚成，默默无名大半辈子，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发表《负暄琐话》、《负喧续话》、《负暗三话》，“负暄”三话被誉为“今世之《世说新语》”。其哲学著作《顺生论》被称为“当代中国的《论语》”，启功誉其为“整个一部《春秋繁露》”。
年，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播出上下两集《张中行》，主持人白岩松说：“北京街头，读不读张中行，仿佛是检验一个人文化水准的标志。”
唐师曾说，“年我经香港赴美探亲，后绕道日本回国。沿途意外发现，但凡对‘国学’有兴趣的，不问肤色发质五官布局，没有不读张中行的。回来后钻进北大图书馆找来张中行的书，没读前不知学问有多大，读了后更不知学问有多大。”（《多面张中行》）
张中行与季羡林、金克木合称“燕园三老”，三人又与邓广铭合称“未名四老”。季羡林称赞他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有人问张中行：“在你一生中你最不能原谅的人和事是什么？”
张答：“借助运动来整别人的人不能原谅，损人利己的人不能原谅，无情无义的人不能原谅。”
有人曾经找张中行要整杨沫的黑材料，张中行不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说杨沫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真的相信她所信仰的东西。
杨沫和马建民这对革命夫妇，在特殊时期为了保全自己的政治生命居然反目为仇，互相揭发，相互攻犴，人性的残酷可见一斑。
杨沫的儿子老鬼专门写了一本书《母亲杨沫》，给人看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杨沫形象，而不是电影中的那个林道静。比如说杨沫与那个男秘书关系暧昧，老鬼的小胖姐公开讲：我妈找了个面首。两人的关系绝对不一般。大白天拉上窗帘，关上门互相打鸡血，这正常吗？
老鬼认为，杨沫缺乏亲情母性淡薄，“可以说，那种革命至上、工作至上、他人至上的狭隘理解和片面极端的教育扭曲了母亲的人性。”
张中行和杨沫，不同的信仰不同的选择所以有不同的人生。杨沫追求革命信仰马克思主义，张中行也不是余永泽那种就知道整理国故的，而是读西方哲学的。张中行最欣赏的是培根的名言：“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
余永泽与林道静，一个渺小一个伟大。张中行和杨沫，各有千秋，只是信仰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