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部队这几个字，是一个提起来就会让我们恨得咬牙切齿的名字。在这支部队里面，他们极尽各种残忍手段做活体试验、虐杀中国同胞。在部队存在的几年时间内，有多人惨死在这座杀人工厂里。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不仅仅只有一个部队。
部队的前身叫加茂部队，在部队建立之后，随着侵华日*战线的推进，战区的扩展，日*所到之处都有新的细菌部队组建。
他们在华北、华中、华南数十个城市设立了63支细菌部队，如华北北平的部队、华中南京的部队、华南广州的部队等，这样就形成了以部队为龙头的7大细菌基地部队以及众多细菌支队，形成了一个遍及全中国的细菌战网络。
人体试验除了在上述这些部队进行之外，后来又扩大医院。
据有关调查显示，在全中国死于人体试验的中国同胞在20万以上，在加上全国20多个省区遭遇日*细菌战杀害的抗日志士以及平民百姓，死亡总人数超过了万人。
日*这种反人类的罪行，堪称世界暴虐之最！
部队前身
上个世纪30年代初，伴随日*铁蹄的肆虐，一座日*用于鼠疫菌、炭疽热菌、霍乱菌等烈性细菌武器研究的*事基地出现在哈尔滨以南70公里的背荫河的土地上，称之为加茂部队。
这座基地占地3.5平方公里，内有日*建造的细菌工厂、实验室、人体实验靶场、监狱，还有营房、专用飞机场。四周是三米多高的围墙。墙顶架上铁丝网并配有高压电。围墙上有监视观察用的岗楼和探照灯。正门由日*日夜把守、戒备森严。
罪恶就在这个密封得如同罐头盒一样的人间地狱里，日夜肆意横行。
曾任东北抗日联*负责人之一的冯仲云将*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这样说过：
“背荫河里关押的人都是日伪当局从中国东北的各“矫正院”、收容所中秘密押解过来的人。这里伙食比较好，几乎每顿都能吃上大米、白面，有时还能吃上肉菜，逢年过节还能喝上酒。但这些吃的不是日*发善心，而是为了把被实验者身体养好，以备做试验用。这里的犯人虽然“罪行”不重，但都戴着手铐脚镣。更为奇怪的是一旦被提审，则很少有人回来。监号中人少了之后，很快又会有新的人补充进来。据日*解释说，被提审的人都得病死了。有时还真有几个人回来，但都“病”得不轻，被关在单独设立的牢房中。被关押在背荫河的人们，直到死亡临近才解开弥漫在心中的疑云。他们被押到实验室之后，日本*医强行往他们身体里注射病菌，在身体虚弱而没有使用价值后，日*就将他们处死，然后拉到焚尸炉焚烧，骨灰就地掩埋，不留痕迹。”
石井四郎在背荫河的实验与他后期精心策划的实验相比规模有限，重点是在炭疽、鼻疽和鼠疫菌的接触传染病上。这时期的记录大多在年日本投降败退时被销毁。
但有几种实验的记录现在还在。有一次对3名游击队员进行了鼠疫菌注射试验。
三个人很快便发热陷入昏迷。一人的体温到第12天达40摄氏度，另一人的体温到第19天达39摄氏度，第三人没有留下记录。但3个人都在昏迷状态中被活活解剖了。
石井的另一个密友、关东*副参谋长远滕三郎中将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年他多次到背荫河视察时看到的人体实验情况：
“被试验者一个一个被严密地关在栅栏里，把各种病原菌移植于活体内，观察其病情的变化。第一班负责*气瓦斯、*液实验；第二班负责进行电气实验。各用‘土匪’2名。在瓦斯室受了5分钟炭氯酰实验的受验者，昨天患上肺炎处于病危状态，但还活着。被注射氰化物15毫克的受验者大约20分钟后失去意识。一个受验者受2万伏特电流数次电击未死，后注射*物杀死。另一位受验者经5千伏特的电流数次电击未死，最后连续通电几分钟烧死。”
石井四郎和他的部下这种灭绝人性的实验，在背荫河共持续了5个年头，获得大量有关验证细菌武器有效性的数据，研制了大批细菌战剂装备了部队。
期间发生过在押人员逃跑事件，使得背荫河极秘密的作战任务面临暴露的危险。年，又发生了抗日联*引爆这里武器弹药库的事件，设施受到很大破坏。
为了继续保持研制细菌武器的强劲势头，石井四郎以“失火”为由，决定另迁新址，到日伪统治比较坚固的哈尔滨近郊平房地区建立新的细菌战基地。石井的建议得到日本天皇的支持和批准，并正式迁址。
石井四郎撤出背荫河的最后一项措施，就是让工兵毁坏所有建筑物，不留痕迹，并且杀死全部关押在监狱里的俘虏和接受细菌实验的人。血色的背荫河从此悄悄隐退了，哈尔滨近郊平房取代背荫河成为石井四郎和他的部队乃至整个侵华日*细菌战部队王国的新址。
原成员回忆注射以及口服细菌试验
为了开发用于生物武器的病原体疫苗，石井四郎加紧了对疫苗功效和病原体*性的研究。他们往往采用对照比较的方法，观察病菌致病能力和疫苗防疫效果，这也是他们做得最多的实验。
原成员上田弥太郎在笔供中说：“年5月，在部队的7栋内，我对5名被检查者进行血液的检查。此次实验使用的是鼠疫菌，使用的方法我推测是注射，因该日早晨，在小林技工的桌上有注射器和菌液，在被检查者的肘部有注射时针刺的痕迹。在我进行观察的第二日，有2名死亡，第三日早晨又有1名死亡，随即向小林报告。这些尸体都被送到解剖室解剖之后焚烧了。
我每月见到或听到的总有一次或两次用汽车往里拉人，每月都有50多人送到这里。我还兼职统计工作。统计方法是将鼠疫菌的注射法、埋入法、内服法，列表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注射法致死最快，1日即可死亡。其次是埋入法，最慢的是内服法，6日才能死亡。制作分类比较表，以此来确定细菌的效力。我在统计时发现以往采用这种办法试验过的有45人。”
染菌饮食也是部队的一项残酷实验。
他们强令被实验者饮用染有病菌的水和食物以观察发病情况。
原成员山内丰也供述说：“年5月，我们为了研究霍乱菌疫苗，对中国人注射了霍乱菌。我曾问过小林准尉人体实验用什么人，他说是‘匪贼’，都是被判死刑的，不是部队随便捉来的，是经司令部许可后从外部送来的死刑犯。
这次用于试验的共20人，对8人接种超声波霍乱菌疫苗，对另外8人接种陆**医学校所制霍乱菌疫苗，剩下的4人不接种任何疫苗，供对照用。这20人都是二三十岁，被关在第7、第8栋房子里。我们命令接种的和没有预防接种的都把含有活菌的牛奶喝下去。所用的活菌是石井部队研制的，*力非常强，千分之一克就可以致人死亡，当时所用的感染量为五百分之一克。实验结果证明，超声波菌疫苗效力最好，接种超声波菌疫苗的8人都很精神，仅1人稍有头痛和腹痛之感，第三天也就复原了。但注射*医学校所制疫苗的人多数腹泻，其中3人症状严重，1人死亡。做对照的4人全部发病，并于第三日死亡。”
一个叫古都的原成员供述了他亲历过伤寒病菌实验的经过：“大约是年初，我们准备了大约1公斤含有伤寒病菌的水给50个中国人喝了。结果除几个事先注射了伤寒疫苗者外，其他人全被伤寒病菌折磨致死，尸体被投入焚尸炉里。他们还把伤寒细菌放到水果里。那是西瓜和甜瓜成熟的时候，他们先到瓜地把伤寒菌注射到瓜里，并测验出细菌的浓度，几天后拿回实验室切开，再测验细菌在瓜里繁殖了多少倍，然后便把西瓜给五六个中国人吃，这几个中国人都患了传染病。”
成员们除了偷偷将混有细菌或*物的食物让被实验者吃下去，还把混有细菌的*水强行从嘴里灌进去。
年5月被派往部队的山下升就干过这种事，他回忆说：“我们队每天用10至20人进行试验。用灌的方法有多人，进行皮下注射的多人。试验时把人绑上。被试验的人中，有五六个是女的。我们都是助手，灌细菌和注射的数量由*医规定，按他们的指示做。用的什么菌当时也不知道，只是后来根据发病的情况判断是什么菌。我们队用的多为鼠疫菌、伤寒菌、白喉菌。这些人被试验后，有3天死的、有7天死的。因为细菌的性质不同。不是所有被试验的人都会死，没有死的送回监狱下次再试验。将试验致死的人拉去火烧，有的还有气也拉去火烧。火烧场的大烟囱每天冒着烟。在外科将被试验致死的人进行解剖，研究细菌的作用。部队里对死人、活人都进行解剖。”
原日医院进行的人体试验
医院*医汤浅谦来到中国三年半的时间解剖了14名中国人，都以练习手术为名活活地把他们杀害了。
日本投降后，汤浅谦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年释放回国。他在年出版的《无法消失的记忆》一书中，回顾了他在中国的经历。
他说在中国使用活人进行解剖、进行手术练习已不是什么秘密。早在日本慈惠医大上学时就知道，几乎所有的同学都知道，如果当*医去中国，就会有活体解剖的机会。因此一旦来到中国，实际上已经做好进行活人解剖的思想准备。
到中国后的第一次人体实验是在年2月。当时我医院工作一个半月，接到了院长要求我们进行“手术演习”的通知。我已经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因为在医大上学时已经听说过。
演习是下午1点开始，我还特意迟到了一会儿。手术演习是为了迅速培养外科医生而进行的练习。现在想来让人感到异样的是，看到两名即将被活活解剖的中国人，当时在场的日本人都显得若无其事，脸上还挂着笑容。
其中一个被实验者也许是八路*战士，他自己走过去躺到床上。房间中有手术刀、锯子等手术器械，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命运，他的心中肯定充满了对日本人的憎恨。当时我们感到了奇怪的满足感。
另一个人可能是当地的农民，拼命挣扎，哭喊着不愿走向床边。一名日本护士用生硬的中国话对他说：“我给你打麻药，不会痛的。”
打完麻药后，她还笑眯眯地看着我们，似乎在说没有胆量，还当*医啊。
我们第一次还有些害怕，但一旦做过一次活人解剖，第二次就心安理得，第三次则积极主动地想做。非常多的*医、护士和卫生兵都参加过活体解剖手术，也许是几万人。
仅华北方面日*就有40至50万人，下面大约有20医院。做活杀手术时，用粗暴的方法进行腰麻或全麻，失去知觉后，就开始学习盲肠切除术、锯断手臂和脚腿术。再模拟胸部中弹和切开气管插入羽毛清洗等手术。术后就将尸体丢在邻近地坑里，如发现没死的就注射麻醉用的乙醚5毫升使其半分钟后就死去。
有时还在手术台上在没有任何麻醉的情况下，用手枪对准人的不致命的部位开上几枪，反复进行取子弹手术的演习，我们没有把中国人的生命当回事。
结语
通过这些残忍的人体试验，这些日本*医将日本的医学水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由于这种罪行的极端残忍，也为了能永远的守住这个秘密，这些被实验者——蒙难的中国同胞无一生还。
现在我们所能了解并依据的，几乎都是极少数当年细菌战的参与者后来良心发现，在战犯管理所供述的或者是在回忆录里所讲述的，但这只是冰山一角。但仅仅是这一角，我们也足以被侵略者所犯下的罪行而感到深深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