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跃春
明末大学者、“公安派”代表人物袁中郎曾经这样说道：天下皆知生死，然未有一人信生之必死者……趋名骛利，唯曰不足，头白面焦，如虑铜铁之不坚，信有死者，当如是耶？
名与利，任何人都绕不开的人生课题。我们无一例外的都是名利之客。既然谁也离不开，就需要在怎样看待和如何践行上多几分思考。
名与利是客观需求。
在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当中，荣誉、名誉、尊严、名份等等心理需求占据了重要一席。人类学家说，这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故而，为了自己的尊严名节，一个人是可以毫不犹豫地放弃生命的。西人也有“名誉是第二生命”的训导。有的人确有宏图大志，要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比如《百科全书》的出版者狄德罗就说过“如果不在世上留下时间无法消灭的若干痕迹，我死不瞑目。”这样的心态令人景仰。
司马迁说：“人就趋利，若水之就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趋利是自然而然的选择，无可厚非。北宋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创始人张载有一句名言：“欲不可绝，欲当则理。”适当的欲望是符合天理的。连恩格斯也曾经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然而，任何事情的成与败往往都取决于一个“度”字。在名利上面，表现尤甚。多年前，庄子就曾经说过：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
名和利都有它的另一面，不可过分强求。所谓“欲火伤人最狠，贪婪万恶之源。”黑格尔告诫世人：举凡人间的一切事物，荣誉，财富，权利，甚至快乐痛苦皆有一定的尺度，超越这个尺度就会招致沉沦和毁灭。
名满天下的诗圣杜甫曾经发出过“何用浮名绊此身”的感慨。纵观历朝历代，漫长的时间隧道中，总有一些人被名缰利锁所困。有人为了官阶，有人为了这个那个“家”的头衔，寡廉鲜耻，甚至雇凶杀人。有人居然总结出了捞取功名的六种手段，即“爬、钻、飞、拼、忍、混”。有的迷了心窍的人发出了“活着要进中南海，死了要进八宝山”的“心声”。
几乎所有求“名”的人，其实都是为了图利。“苟不求利，亦何慕名？”这是顾炎武的判定。
在利益财货面前，人们往往更把持不住自己。所有贪官都没有逃脱“人为财死”的窠臼。他们或是不知或是忘记了《醒世歌》的提醒。“生前枉费心千万，死后空留手一双。顷刻一声锣鼓歇，不知何处是家乡。”晚清名臣奕譞的家训中也有这样的话：“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财也小，产也小，后来子孙祸也小。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些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
对待名和利，无数先贤都有真知灼见。
林散之在《江上谈艺》中说：身外名利，天外浮名。时间用于治学尚嫌不足，哪有功夫管浮名微利！
培根这样看待财富：我把财富称为“德行的包袱”，这最恰当不过了。因为财富之于德行，正如辎重之于*队。辎重不可或缺，也不可丢弃，但它妨碍行*。有时甚至为了照顾辎重，不是让胜利失之交臂，就是让它搅乱了胜局。
马克思则认为：被名利弄得*迷心窍的人，理智已经无法支配他。于是他一头栽进那不可抗拒的欲念驱使他去的地方。
叔本华这样提醒人们：凡夫俗子们把他们的身外之物当作生活幸福的根据。如财产、地位、妻室儿女、朋友，社交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切。所以一旦他们失去了这些，或者一旦这些使他失望，那么他的幸福的基础便全面崩溃了。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干将刘半农曾经拟了一首江南民歌：来船去船都只为传名勒利，为名为利还不是梦一场！
书法大家刘炳森对自己的成就一直有清醒的认识。他曾经说：我如今在书法界有点影响，那是朋友们的抬举。其实我水平不高徒有其名……个人是绝对成不了高山的，我们只有站在山上时才会显示出高来。
担任过孙中山南京革命*府秘书长的*郛对人生有深刻的感悟：“淡泊名利并不难，要把心静下来，却不容易。”
记得翻译家、诗人苏曼殊说过：乾坤容我静，名利任人忙。
编辑｜安吉
中华儿女
家国天下，民族脊梁